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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算命究竟是不是骗人的这个问题，当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我在网上摘录了两段文字，观点立场很鲜明，究竟该如何看待，希望大家讲出自己的看法。转载片段(一):我一直在揣摩这些问题，后来有请教一些专业的人士，加上我这些年的阅历，终于略知一二了。第一，用四柱八字结合周易，确实能算出人的一生运程。然而里面包含的内容太多，也就是说大部分能准，而且准确率很高。但也有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因为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第二，我自己分析的，孔子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句话是有代价的，为了当“君子”，大家都来“知命”不就行了吗？其实不然，你越研究这些算命，你就会越“背”。有个大师跟我说，算一个命，自己倒霉三天。这就是为什么大街上算命的都是骗人的了。你想知命也不是这么容易的，真正会算的轻易不会拿自己开玩笑的。泄露天机，是会受到惩罚的。第三，你想研究这个，也不是这么容易成功的。一般学历不高的根本看不懂周易说的些什么。但一朝得道，豁然开朗，一旦学进去，你就会明白知天命这句话了。那既然如此，我们还要不要去研究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有代价的东西是没意义的，孔子说的话也是有道理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只有“知命”，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有利于我们奋发图强自强不息，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成事立业的最佳时机；也只有“知命”，才能知道什么时候对我们不利，那时我们就要有足够的包容力和忍耐力，等待时机。当然，不是命好就可以什么都不干，整天睡大觉，天是不会掉馅饼的。自强不息就是运程好时候奋发努力，会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意思。转载片段(二):算命的方式很多﹐看来十分复杂相似有点学问﹐越是高明的江湖骗子﹐越是要装出一副“天生奇才”的样子﹐吹嘘自己是“命理学”专家﹐“透露”自己得道成仙﹐开了慧眼﹑天眼﹑佛眼﹐能看透前后数百年。算命的方式五花八门不下数百种﹐例如测字﹑摇签﹑面相﹑手相﹑体相﹑摸骨﹑占星﹑占梦﹑兽骨卜﹑看风水(堪舆)﹑姓名学﹑排八字等﹐还有许多洋玩艺﹐如水晶球﹑扑克牌﹑掷棍棒﹑测数字﹑观杯中茶叶形状﹑谈天上命运星宫。据说中国最通俗的算命书是《麻衣相法》﹐总结归纳了历代算命先生的职业秘诀。水平最高的相术是“紫微斗数”﹐要根据阴阳﹑五行﹑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易经》法则﹐加上求卜人的生辰年月日和时辰﹐加以组合和推算﹐预测未来。新式算命方术把计算机也摆在桌面上做各种运算表演﹐把古代的一套术语﹐改变成现代术语﹐如“科学决定论”﹑“超感应知觉”﹑“接收外星信息”﹐故弄玄虚﹐使心中懮患者感觉到面对的是一名真正专家﹑神人﹑学者﹐心理上产生信服﹐愿意多掏钱。只要来到命馆求卜者﹐都是愚昧人﹐没有坚定的信仰﹐神情飘忽不定﹐不是名利熏心﹐就是生意上有了风险或感情有了外遇﹐或者就是贪污盗窃心怀多疑的鬼胎。信命相﹐都是希望投机取巧的人﹐渴望花点小钱﹐请算命先生指点一条快捷方式﹐顺利获得更多的东西﹐如功名利禄﹑婚姻爱情﹑躲避天灾人祸和公检法追查。中国汉族民众一般都相信一命二运三风水﹐而走进命馆的人﹐必定心中有急事欲求﹐无事不登三宝殿﹐太平无事的人不会去给算命的瞎子送钱花。算命的江湖骗子早为这路人准备好了广口的大陷阱﹐引导这些人自动跳进去﹐白白送钱来。他们说的话句句都是模棱两可﹐左右解说都通﹐有可能碰巧成功﹐如果不能兑现﹐回头来仍旧有话搪塞和推卸。算命必定是大骗局﹐因为真主下降了明文昭告﹐除了他﹐没有任何人﹐能知未来幽玄。第一﹑夸张宣传。算命的人都善于察言观色﹐如果是盲人﹐他必然从几个基本的问题开始﹐测试来者的意图和心思。然后﹐念念有词﹐背诵许多偈语﹐或者表演复杂的运算﹑思考﹑祈祷神灵﹐香烟缭绕﹐制造心理信任的气氛。最后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暗示﹐或者带有某些附加条件许诺成功的可能性。绝大多数是无法兑现的空话﹐被求卜者逐渐忘记﹐因为本来花钱不多﹐当作一次游戏﹐寻找安慰﹐可有可无﹐譬如付出五元钱的算命费用﹐希望寻找一个价值五千元的钻石戒指﹐如果没有按照卦中的暗示找到﹐也不可能去同算命先生打一场官司。如果碰巧成功﹐变成为新闻话题﹐一传十十传百﹐传说“算得真准”﹐如同买彩票﹐得奖者只是几十万分之一﹐因为广泛宣传﹐夸大了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人人都会有机会﹐鼓动许多人争相购买﹐“花钱不多﹐碰碰运气”。这是普通的常识问题﹐涉及到社会学﹑心理学和卑劣人性的领域﹐奸商的噱头﹐掩盖了算命的欺骗性。第二﹑魔鬼作祟。

这是我一篇一直在用!但大多数都能接受的回答!

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想算命运的人:

大多数的人往往都是在生活中!遇到不顺或对自己的未来的人生好奇或疑惑时最喜欢算命!

所以…..建议如下:

诸如道家还有西洋星象学.......都有在帮人算命或算运!

假设:今有两人帮你算星座十二生肖八字命运!一人解说你命好~运好~贵人多!命中煞中带劫!须要改运!否则………..这时那你应该要来相信那位呢?

其实真正的八字算法是很严谨及复杂!还必须从算者的周遭包括!父母!配偶!面相!手相..经度~纬度..............

因为同样的出生八字!同样的姓名!都存在不同的命运结果!

希望你明白我在说什麼?

人都是喜欢听好听的!

更耽心的是回答的人也不知道真懂假懂!这不是害人吗?

所以把心结打开!别管它!个性合得来比星座八字合得来更为重要!

太过在意算命命理运势所谓的暗示!只会害自己陷入往後生活中思想上........好坏阴影包袱之中!

大多数的宗教大都劝善止恶!主要带给人们的是心灵上的寄托!

但佛教佛法中讲求靠的主要是自修重因果!不谈怪力乱神!包括抽签~解梦~算命或算运~改运!还有撞邪!避邪之说!

又假设:某人的小孩正在学校读书!他希望他的小孩在班上读书考试能名列前矛!於是准备丰盛供品到处求神拜佛!拜托神佛能保佑他的小孩考试能考第一名!你觉得这样有效吗?佛教佛法中的种种教法教导告诉我们!种什麼因得什麼果!他的小孩考试要考第一名!主要靠的还是只有他自己!别人是帮不了他的!父母能做的也只能是给他好一点的学习环境!

所以不管是从科学的角度或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命运!

只要自己能常持善心~多行善事!

自己命运!~自己决定!

随顺因缘~把心放下!

就能活得自然!

过得自在!

但愿能帮到你!

祝愿你!

吉祥!如意!

南无法阿弥陀佛

ps:最後建议你~不管别人给你算得结果如何?希望你能理性看待!!

如果你觉得能接受也认同我以上的建议说法!还望请您及时给我采纳满意答案鼓励!

让我保持更好的动力!来帮助更多的人!谢谢!祝福你!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