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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广大人民所信的宗教，也并不是佛教，更不是儒教和道教，而是“无神教”。儒教和道教被认为是中国的宗教，有几分道理，因为它们是中国本土产生，但准确来说，儒教并非是宗教，应称为“儒学”，即“儒家思想”；而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量佛教神学理论，早已不能算是中国本土的宗教了，甚至可以算是“邪教”的一种。实际上，中国并没有自己的宗教。宗教，被称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由某些人根据一些已形成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等思想创立，并因此引申出准确的教义、规则、仪文以及神学思想，有相当的哲学意义，并形成了明确的“神观”与“来世观”。“神观”指信徒以何为神，“来世观”指信徒所信的人类灵魂归属问题。没有神观与来世观的，不能被称为“宗教”。“儒教”之所以不能成立，就是因为儒学思想从未确立明确的神观与来世观，只能列为哲学思想的一种。儒学产生于中国春秋时代，由孔子、墨子为代表的“显学”分离出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等哲学思想流派。汉代时儒家学者将儒学演绎为经学、纬学，及吸收古典儒学中的祝、史、卜等礼学而生的玄学。到唐代，韩愈等为排斥佛教，将部分道家思想纳入从而衍生儒家“道统说”。宋、明后大量吸收佛、道思想，又生成“理学”，代表有程朱派，但依旧为一种哲学学术思想，并未纳入宗教范畴。直到清末康有为撰《孔子改制考》，称孔子为“儒教”创立人，将儒学称为“儒教”，才有“儒教”一说。其实这是以讹传讹，儒学仍是学术思想，与宗教并无联系。所谓“孔庙”，实为传说中孔子讲学之处，应当称为“孔子讲坛”更为贴切，与宗教毫不沾边。“道教”相传为春秋时老子（李耳，又名老聃）所创，实则不然。道教创始人是东汉时代的张道陵，于公元后142年左右创立，吸收了中国古代巫术及早期儒学中的巫、祝、卜等礼学知识。因其入教条件为须缴纳五斗米，故又称为“五斗米道”。后道教弟子尊张道陵为“张天师”，道教从此又称为“天师道”。道教吸收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玄学思想，便尊老子为“太上老君”，并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庭经》为典籍。南北朝时，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制定乐章诵诫新法，改道教为“新天师道”；南方庐山道士陆修静整理三洞经书，编制仪范，道教开始系统化。唐宋时，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净明各宗派融合，元代时形成“正一派”道教。1167年，王重阳创立“全真派”，盛行一时，道教正式分裂为“正一派”“全真派”两个教派。明、清时，道教与佛教相混杂，混淆了佛教的神观与来世观，却没能建立自己完整的神学理论体系，故此，道教已经演变为迷信的一种，而不再是宗教。有人说道家思想即是道教理论，其实并非如此。“道学”是先秦老子、庄子等哲学思想流派的统称，与儒学思想流派对立，后与“名学”、“法学”结合，形成“黄老学”，魏晋时因儒学思想中的玄学盛行，道学融合玄学，加上佛学思想渗入，道学逐渐演变成道家思想，但与道教并无直接联系。最重要的是，道家思想并没有明确的神观与来世观。佛教是有完整的神观与来世观的，但它和伊斯兰教一样，是外来的宗教，并非产自中国。佛教创立人释迦牟尼（公元前约565-486年）原为尼泊尔王子，从小生活在王宫中，出于对生死、人性的感悟，和对王宫奢靡生活的厌倦，以及对当时统治整个印度半岛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的神权统治不满，于二十九岁抛妻弃子，出家寻道，据说多年未果，后经过六年苦修“成道”，创立“小乘佛教”，并开始四处教化人群。当时因为释迦牟尼多在印度教控制地区传教，其弟子将“小乘教法”与“婆罗门教”的神观与来世观以及部分神学思想结合，集为“经”“律”“论”的“三藏教法”，即“大乘佛教”，又设立众多“神”“佛”的偶像崇拜。其神观就是以各“菩萨”“神佛”为神并雕刻为偶像用以敬拜，来世观就是后人熟知的“六道轮回”（轮回观在宋、明时期大大影响道教）。西汉时代传入中国，很快“本土化”，吸收了中国古代流传的祭祖、巫术等迷信思想，产生如今菩萨、神佛林立的“中国式佛教”。唐朝时西藏农奴主王（又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其两个妻子（其中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文成公主）带领下改信佛教，使当时西藏本土宗教“苯教”（或作“本教”）大受影响。公元八世纪，天竺（天竺国，又称乌金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如今该地以伊斯兰教为主）僧人莲花生大师进入西藏，将显宗、密宗佛教传入。佛教与苯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喇嘛教”，又称“藏传佛教”，为佛教的一支。佛教的神观和来世观存在极其不合理的地方：佛教的菩萨、神佛在初期传入中国后总数已超过三万个，如今更多，各地都有这些菩萨的庙宇，并供奉着它们的偶像，但这些偶像不是用金银木石雕刻，就是泥塑包金，一旦“大水冲了龙王庙”，它们不但无法自救，还得它们的信众去抢救它们，这可以说是无比的矛盾；而且根据“轮回”的说法，行善的人转世仍投胎生为人，作恶的人则投胎生为牲畜，则全球人口总数应该处于保持均衡不变甚至下降的趋势，但根据科学事实证明，全球人口总数非但没有减少甚至出现了如今人口爆炸的局面，足见“轮回观”的谬误。如今中国民间“民俗文化”，其实是由中国古代巫术与中国农历日期的计算方法相结合的延习，加上道、佛崇拜仪式的渗入，演变成为祭祖、祭天、拜月、祈福、卜卦、算命、相术等根据“科学发展观”应该被称为“迷信”的所谓“民俗活动”。按现在我国的政治文化宗旨早该被取缔的，反随着“民俗文化”得到了“推广”而大行其道，实在是一种悲哀。还有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宗教”的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被称为哲学思想，但其根本定义应该是宗教，它就是“无神论”，因为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神观和来世观，并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理论体系，又可以称之为“无神教”，它的神观就是“没有神”，即“以人为本”，也可以表述为“以人类为神”；它的“来世观”就是“没有来世”，可以表述为“人死如灯灭”。“无神教”源于公元前600-400年间，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一些哲学思想流派所阐述的无神论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则在春秋时代（也在大约公元前700-400年间），出现无神论萌芽。但均未形成系统哲学思想。到十八世纪，法国、德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如狄德罗、费尔巴哈等将无神论思想总结为哲学学说。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德籍犹太人马克思将无神论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总结，建立了系统的无神论体系。可以说，马克思即“无神教”正式创立人，有趣的是，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却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无神教”传入中国，导致中国当时政治文化体制的颠覆。“无神教”的“天堂”理论，就是现在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整个“无神教”事实上也是舶来品，是道地的“洋货”，并不是中国本土化的产物。“无神教”有一个明显的社会弊病，就是因为它崇尚“绝对唯物”思想，人为取缔了“善恶终有报”的理论，发展成“人人皆可为所欲为”的极端观念，产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精神文化腐烂的社会问题，架空“道德”甚至“法律”，造成社会不稳定。现在很多国家的无神论者都越来越少，因为许多人渐渐发现，无神论思想并不能带给人心灵上的满足与快乐，于是依旧回到其他宗教里去寻找满足心灵的方法。所以说中国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宗教。有位基督教传道人说，若一个宗教只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国家所信奉的“神”历史必定不会超过这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因为要先有这个国家、民族，才能有他们的“神”。中国人到底应该信奉什么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史料记载

朱熹祖籍徽州（今江西婺源），生于尤溪（原属南剑州今属三明），求学侨寓于延平、建州(今福建省建瓯市)、建阳、崇安一带（今南平市到武夷山市建溪一脉），安葬于建阳黄坑大林谷。其父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宋绍圣四年生于徽州婺源，宋绍兴十三年卒于建州城南环溪，葬于崇安五夫里，享年四十六，宋重和元年戊戌登进士，宋宣和年间为福建政和县尉，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后徙考亭。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职，世称吏部郎府君，赠通议大夫，封粤国公，谥献靖祀入圣庙。因反对秦桧妥协而出知饶州，未至而卒。

此时朱熹14岁，遵父遗命，师事刘子翚等人，随母定居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五夫里。19岁[绍兴十八年（1148年）]时，以建阳籍参加乡试、贡试。荣登进士榜。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知南康，提典江西刑狱公事、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

庆元三年（1197年），韩侂胄擅权，排斥赵汝愚，朱熹也被革职回家，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元顺帝时封为齐国公，明庄烈（崇祯）改称先贤，清康熙五十一年由东庑升入大成殿哲位配享。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奋好学,立志要做圣人。李侗曾赞扬他：“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诧难，体人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亦深矣”。并说朱熹“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罕有。”（《年谱》卷1）。其仕途生涯多艰，做官清正有为

。朱熹一生从事理学研究，又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但却不被当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地授徒讲学，无论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从后世儒家发展来看，他不遗余力地将儒家推向了顶峰（再来一步就是悬崖），为后世中下阶层人民思想解放打下伏笔（抑制思想解放）。

编辑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熹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的上方有什么？”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不若是，非人也。”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而破坏和谐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善良，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美好事物，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的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

（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

（二）罢黜和议；

（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临安，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压宋朝，隆兴协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武夷书院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儒家思想成为全面控制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局法官法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还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赣县）江州（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当时南宋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南宋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乘机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建阳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